我忽然想起父亲那本速写本里反复出现的女人的脸。他把它们画了又画，每一张的角度、表情都不同。姑姑说他从雾川回来之后，画了大量的人像，全是同一个女人。

那些画后来被姑姑烧了。

那贴在这面墙上的，又是什么？

手电筒的光圈在墙上移动，最后停在残胶边缘的一小片纸屑上。那片纸屑只有指甲盖大小，上面残留着几笔颜料——不是印刷品的油墨，是手绘的笔触。深红色，很沉，很厚，在光照下泛着微微的暗光。

像是被画下来的一小块嘴唇。

我后退了一步。

这时候，楼上传来一声响动。

很轻，很短暂。像是什么东西被碰倒了，又像是一扇窗户被风吹动了一下。但整栋房子里的空气是静止的，门窗紧闭，没有一丝风。

我把手电筒转向楼梯。

楼梯在堂屋的东北角，木质的，很窄，每一级的高度都不太一样，像是手工打制的。扶手被磨得光滑发亮，那是长年累月被人手摩挲过的痕迹。

“有人吗？”我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回响，听起来很陌生。

小主，

没有回应。

我踏上了第一级楼梯。木板在我脚下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。第二级，第三级。楼梯转角处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，镜面布满斑点，照出来的人影支离破碎，像被切割成许多块的我。

二楼只有两间房。楼梯上来是一条很短的走廊，走廊尽头是一扇窗，窗外是密不透风的树冠。左手边的房门开着，右手边的关着。

我先进了开着的那间。

是一间卧室。靠墙摆着一张木床，床上铺着竹席，席子上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，被面是大红色的，绣着牡丹花图案。床边有一张梳妆台，台上放着一把木梳、一面圆镜、一盒已经干裂的雪花膏。墙上贴着一张年画，画的是样板戏《红灯记》里李铁梅的剧照。

梳妆台的抽屉半开着。我拉开它，里面有几样东西：一把剪刀、一卷红线、几枚纽扣，和一张折叠起来的纸。

我把纸展开。

是一张素描，炭笔画的，边缘被反复摩挲得起了毛边。画上是一个年轻女人，穿着那个年代常见的的确良衬衫，梳着两条辫子，侧身坐在窗前。她的轮廓被窗外的光线勾勒出一道柔和的边，眉眼低垂，嘴角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。

画工很扎实，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画的。

画纸的右下角有一个落款，一个日期。

落款是我父亲的名字。日期是1976年8月7日。

我盯着那个日期看了很久。父亲的名字在那张纸上显得既熟悉又陌生，那三个字他写过千遍万遍，在每一幅画的角落、在每一本速写本的扉页、在每一份工作文件的末尾。但此刻它们出现在这张泛黄的素描上，像是从他生命中截取出来的一小段切片，被完好无损地保存在这间无人居住的卧室里。

我把素描重新折好，放进抽屉里。合上抽屉的瞬间，我看见梳妆台的镜子边缘夹着一样东西。

是一根头发。

很长，黑色的，从镜子与木框的缝隙里伸出来一截，另一端被夹在里面。我轻轻抽了一下，头发被抽了出来——大约有三十多厘米长，乌黑发亮，韧性十足，不像是几十年前的旧物。

我把头发举到手电筒的光下。它反射出一种不真实的黑光，像刚从活人的头皮上脱落下来。

这时候，身后传来“吱呀”一声。

我猛地转身。

走廊尽头那扇关着的门，自己开了一道缝。

---

我走到那扇门前的时候，手心里全是汗。

门缝里透出的气味比一楼更浓，铁锈味里混合着一种很淡的甜香，像是很久以前燃过的香烛气息渗进了木头里。我用指尖抵住门板，轻轻推了一下。

门无声地打开了。

里面的房间比刚才那间大得多，大概占了二楼整整一半的面积。房间里没有床，没有家具，四壁空空，只有正中间的地板上放着一把椅子。

一把老式的木椅，椅背很高，端正地摆在房间的正中央，面向门口，像在等待什么人坐上去。

椅面上放着一本速写本。

我认得那本速写本。黑色硬壳封面，边角磨得发白，和我从父亲遗物里找到的那本一模一样，只是更旧、更破，封面上多了一道很深的划痕，像是被什么利器割过。

我弯腰拿起它，翻开封皮。

第一页是空白的。第二页也是。我一页一页地翻过去，全是空白的，纸张因为受潮而微微发皱，但上面没有任何画过的痕迹。

翻到大约中间的时候，我的手停住了。

那一页上有人像。

是那个女人。

和父亲速写本里画的是同一个女人——鹅蛋脸，细长眼睛，苍白的嘴唇。但这一张的风格完全不同。父亲画的那些，虽然表情越来越不对，但线条始终是理性的、受控的，是画家的眼睛在观察对象。而这一页上的线条是狂乱的、用力的、几乎带着一种疯狂。碳铅笔被摁得极重，有些地方的纸面都被戳破了，留下细小的孔洞。

女人的脸在这张画里被放得极大，占满了整页。她的眼睛是睁开的，瞳孔被涂成两个深深的黑洞，一圈一圈的碳色叠加在上面，像两个无底的井口。她的嘴也是张开的，但嘴角被反复描刻过的线条拉得很宽，一直延伸到脸颊两侧，形成一个不应该出现在人类脸上的弧度。

那不是笑。那是一个洞。

画下面有一行字，笔迹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：

“她让我画的。”

我翻过这一页。

下一页还是她。同样的角度，同样的表情，但画得更用力了。纸张被碳铅笔划破了好几处，裂口像细小的伤口。下面的字变成了：

“她一直在让我画。”

再翻一页。画上的女人变了——她的脸开始模糊，五官的边界在消融，像是被什么力量从内部往外推挤。眼睛、鼻子、嘴，所有的特征都在向画面的边缘扩散，整张脸变成一团含混的、旋转的暗色。只有她的嘴角还保持着那个拉开的弧度，挂在那团混沌的下方，清晰得像一道刚划开的伤口。

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

下面的字是：

“我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。”

再翻一页。

这一页上没有画。

整页纸被涂成了纯黑色。不是快速涂抹的那种黑，而是一层一层、反复叠加、几乎把纸纤维都浸透了的黑。手电筒的光照上去，那黑色浓得几乎不反光，像一块从纸面上挖出去的虚空。

下面没有字。

我继续往后翻。后面的页面全是空白的，一直到最后一页。

最后一页上，有人写了几行字。不是碳铅笔，是用蓝色墨水写的，和之前那封信里的笔迹一模一样，工整得近乎刻板。

“远山：

这本子是你落下的。我把它放在这里，你知道在哪里找。

有些画不该画。画出来就收不回去了。

她已经看见你画她了。

保重。

素云”

我合上速写本，把它放回椅面上。

手指离开封面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。不是因为害怕——或者说不完全是因为害怕——而是一种更复杂的、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寒意。父亲不是唯一一个在这里画过她的人。上一个坐在这把椅子上、面对这本速写本的人，在画到某一页的时候，开始“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”。然后他把整页纸涂黑了。

然后他停下来了。

还是被停下来了？

我抬起头，目光从速写本上移开，落在对面墙上。

然后我看见了。

这间空荡荡的房间，并不是真的空荡荡。

四面墙壁上，有人画满了东西。

不——不是“有人”。是父亲。

我认出了他的笔触。那种沉郁的、厚重的、一笔一笔往下压的方式，和他后来画山的风格如出一辙。但他在这里画的不是山。

他画的是同一个画面，在四面墙上重复了无数遍。

红房子。从外面看过去的红房子。二楼的窗户像两只并排的眼睛，门前的女人微微侧身，一只手抬起。和在速写本里、在照片里一模一样的构图，被放大了几十倍，画满了整面墙。一幅挨着一幅，有的重叠在一起，有的歪斜着挤在角落，像是同一个人从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距离看到的同一个场景。

越看越不对劲。

每一幅画里的女人，位置都不一样。

第一幅里，她站在门前。第二幅里，她往门的方向迈了一步。第三幅，她的手已经按在门板上了。第四幅，门开了一道缝。第五幅，她的半个身体已经没入门后的黑暗里。第六幅——

我顺着墙一幅一幅看过去。女人的身影越来越深入那扇门，越来越被黑暗吞没。到了墙角的那一幅，画面上只剩下门，女人已经完全消失了，只有一只苍白的手还搭在门框边缘，指甲被涂成了很淡的粉色。

再往下一幅，手也不见了。门关上了。

然后画面开始重复。女人重新出现在门前，重复着同样的动作——站立、迈步、推门、进入、消失。一遍又一遍，像一个永远走不到尽头的循环。

最后一面墙上的最后一幅画，不一样了。

门是开着的。女人站在门内，面朝外。

她的脸被画得很清晰，比任何一幅都清晰。鹅蛋脸，细长眼睛，苍白的嘴唇。她的嘴角微微上翘，带着那个不属于笑的表情。

她的眼睛，直直地看着画外。

看着这个房间里、站在画前的人。

在画面的右下角，父亲用很小的字写了一个日期。

1976年8月14日。

我忽然想起那本速写本里，红房子那一页下面的数字。也是“14”。

1976年8月14日，父亲在这间屋子里，在四面墙上画满了同一个画面。第二天，或者当天晚上，他写下了那张照片背面的字——“雾川，红房子，1976年8月15日。不要去。”

8月14日到8月15日之间，发生了什么？

我后退一步，手电筒的光从墙上移开。光圈扫过地板，扫过椅子，扫过门框，最后落在走廊上。

走廊尽头的那扇窗户外，天色已经开始暗了。我在这个房间里待的时间比以为的要久。山里的天黑得早，树冠又密，光线被一层层过滤掉，剩下的只有一种灰蒙蒙的、暧昧不清的暮色。

该走了。

我下楼的时候，楼梯在脚下发出的声音比上来时更响，像是整栋房子都在用这种方式催促我离开。我穿过堂屋，跨出门槛，走进院子里。

雾又起来了。山里的雾总是在傍晚升起，从谷底往上漫，像一锅缓慢沸腾的白水。红房子门前的空地已经被雾气填了一半，那些围在四周的树在白雾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，像一群沉默的、低着头的巨人。

我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。杂草在雾气里变得湿滑，有好几次我差点滑倒。走出大约五十米后，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

红房子还站在原地。二楼的窗户在雾气里透出两团淡淡的黄色光晕——光晕。

我停住脚步。

那两扇窗户里，亮着灯。

小主，

我离开红房子的时候，一楼和二楼所有的房间都是暗的。没有电，没有点灯，什么都没有。窗户里应该是黑的。

但现在，二楼那两个并排的窗户里，透出了光。不是电灯那种稳定的、偏白的光，而是煤油灯或者蜡烛那种摇曳的、偏黄的暖光。光很弱，被雾气一裹就更模糊了，但它确确实实在那里。

我站在那里，看着那两团光。它们一动不动地亮着，像是在回应我的注视。

然后，右边的那个窗户里，光晃动了一下。

不是风吹的那种晃动。是有什么东西从光源前面经过，短暂地遮挡了一下，光暗了一瞬又重新亮起来。

像是一个人，从窗户前走过。

我没有回去查看。

我转身，加快了脚步，几乎是跑着穿过那条被杂草淹没的小路，重新回到刻满字的机耕道上。雾气在身后合拢，红房子的光被一层层白纱裹住，越来越淡，最后消失不见。

但我知道它还在那里亮着。

---

第三章 素云

我回到镇上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了。

杂货铺还开着门，那个中年男人坐在柜台后面看手机，看见我进来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。他没有问我去了哪里、看见了什么，只是从货架上拿了一瓶矿泉水递给我，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后背发凉的话。

“你脸上有红印子。”

我摸了一下脸。指尖触到额头和颧骨的位置时，皮肤上有一片微微凹陷的触感，像被什么东西长时间压过留下的痕迹。我借了他柜台上的小镜子看了一眼——额头正中、两边颧骨、下巴，各有一块浅红色的压痕，排列得很规整。

像是被一只手，从正面，用力按过。

那些指印不像是自己的手能按出来的位置。拇指在左颧骨，食指在右颧骨，中指在额头，无名指和小指在下巴——是一只右手，从正面覆盖住整张脸的轮廓。

我用水洗了把脸，红色的痕迹淡了一些，但没有完全消失，像是渗进了皮肤浅层里。

“你去了那栋红房子，对吧。”杂货铺老板忽然开口，语气不是询问，是确认。

我放下毛巾看着他。

“你之前说那地方的风少采的好。什么意思？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起身走到门口，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，然后回到柜台后面坐下。这个动作让我意识到，他接下来要说的话，他不想让别人听见。

“雾坪村的人搬下来七八年了。”他说，“搬下来的原因，对外面说的是地质灾害。其实不是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是他们自己要求搬的。全村一百多号人，联名按手印，要求整体搬迁。政府派人来问原因，没人肯说。最后只有村长松了口——他说，村里那栋红房子，这些年一直不太对。”

“不太对是什么意思？”

老板从柜台下面摸出一包烟，抽出一根点上。烟雾在灯光下慢慢扩散开来。

“我不是雾坪村的人，但我老婆是。”他说，“她小时候在那村里长大的。那栋红房子，她记得很清楚。房子是六十年代盖的，最早是一个叫周素云的寡妇住着。周素云不是本地人，据说是从南边嫁过来的，丈夫结婚没两年就病死了，也没生孩子，就她一个人住在那栋房子里。她会画画，画得挺好，村里小学缺美术老师的时候还去代过课。”

周素云。那封信的落款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——七几年的时候，具体哪一年我老婆也说不清——有个城里来的画家到雾川采风，在村里住了一阵子。那人就住在周素云家里。住了大概两个月吧，跟周素云走得很近。村里人都在传，说两个人好上了。”

父亲。他在周素云家里住了两个月。

“再后来呢？”我的声音有点发紧。

“再后来，那个画家就走了。走之前那几天，红房子附近的人夜里老听见楼上有动静，像是什么东西在木地板上拖过去的声音，一下一下的，能响一整夜。有人去问周素云，她什么都不说，但脸色一天比一天差。画家走了以后，她就再也没出过红房子。”

老板弹了一下烟灰。

“她死在红房子里的。发现的时候，人坐在二楼那把椅子上，面朝窗户，已经硬了。桌上摊着画纸，纸上画了一半的东西——但没有人看得懂她画的是什么。村里的老人说，她死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，嘴角往上翘着，像是在笑。”

我手心里的汗把矿泉水的瓶身都弄湿了。

“这是哪一年的事？”

“我老婆也记不太清。大概是八几年吧，包产到户那阵子。反正画家走了以后，她又在那房子里独自住了好几年，然后才死的。”

不对。

1976年父亲离开雾川。周素云在同年十月还给他写过信，信里说“你上次落在房间里的画本，我替你收好了”。那时候她还活着。老板说的是“画家走了以后她又独自住了好几年，然后才死的”——时间对不上。

本小章还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！

“你说的那个画家，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老板想了想，摇摇头。“我老婆也不知道。她那时候还小，只听大人说有个城里来的画家住在周素云家。后来那个画家走了，就再也没人提过他的名字。”

不是没人提过。是有人不想提。

我父亲的名字。

他在这件事里扮演的角色，比我以为的要复杂得多。不是路过采风的画家，不是无意中闯入某个诡异事件的局外人。他在红房子里住了两个月。他和周素云“走得很近”。他画了她——画了很多很多遍。然后他走了。然后周素云死在了那把椅子上，眼睛睁着，嘴角翘着。

而父亲在照片背面写，“她在等我。”

等的是他吗？

还是他一直没有真正离开过？

“后来红房子就没人住了。”老板继续说，“周素云没有后人，房子就空在那里。但从那以后，村里开始出怪事。先是在红房子附近干活的人，说老觉得有人在窗户后面看着他们。然后是有小孩说，看见二楼窗户里站着一个女人，穿着蓝布衣裳，脸白得像纸。再后来，凡是进过那栋房子的人，出来以后都会做梦。”

“做什么梦？”

“同一个梦。梦见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对面墙上挂着一幅画。画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扇门。门是开着的，门里面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然后梦里的自己会站起来，往那扇门走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门里面会伸出一只手——女人的手，很白，指甲涂着淡粉色——抓住梦的人的胳膊，往门里面拽。拽进去的一瞬间，人就醒了。”

老板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。

“一个两个做这种梦也就算了。但住过红房子的人，全都做。村长的小儿子不信邪，十几岁的时候跟人打赌，在红房子里住了一夜。第二天回来就不说话了，整整三天没开口。后来开口了，只说了一句话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他说，她画了我。当天晚上他就发了高烧，烧退了以后，脸上多了几道印子。”

“什么印子？”

老板没有回答，只是看了我一眼。

我下意识地又摸了一下自己的脸。额头、颧骨、下巴。那些浅红色的压痕还在，指尖能清晰地感受到它们微微凹陷的轮廓。

“后来村长就挨家挨户去说，让大家联名申请搬迁。”老板站起身，走到门口把卷帘门重新推上去，夜风灌进来，带着山里特有的草木气息，“全村一百多号人，没有一个反对的。他们搬走的时候，除了随身的东西，什么都没带。地不要了，房子不要了，祖坟都不要了。”

“祖坟？”

“对。雾坪村的后山上有他们家族两百多年的祖坟。搬走以后，再也没有人回去上过坟。”

他转过身看着我，灯光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。

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去那栋房子。但你出来了，就不要再回去了。”

---

那晚我住在镇上唯一一家旅社里。房间在三楼，窗户正对着进山的方向。我躺在床上，关了灯，窗外的山影比天空更黑，像一块巨大的、不规则的剪影贴在地平线上。更深处的山里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
但我一直在想那两团光。

二楼窗户里的光。右边那扇窗里一晃而过的人影。

还有脸上的指印。

凌晨两点多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睡着了。然后做了一个梦。

梦里我坐在一把椅子上。椅背很高，木头的，扶手的弧度被手掌磨得光滑。对面墙上挂着一幅画。画框很大，几乎占满了整面墙。画面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扇门。

门是开着的。

门里面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黑暗。

我看着那扇门。那扇门也看着我。然后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在动——不是我自己要动的，是像被什么力量从后面轻轻推着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一步一步朝那扇门走过去。

门越来越近。门里面的黑暗像有实体，从画框里往外漫溢，凉丝丝地舔上我的脸。

走到门框前面的时候，门里面的黑暗中，伸出一只手。

女人的手。很白，白到几乎透明，手背上能看见淡青色的血管。指甲上涂着淡淡的粉色，像初春的桃花瓣。

那只手从黑暗里伸出来，轻轻握住了我的右手手腕。

触感是真实的。冰凉的，柔软的，微微用力的。五根手指收拢，指甲陷进我手腕内侧的皮肤里，留下浅浅的月牙形凹痕。

它开始把我往门里面拽。

黑暗扑面而来。不是视觉上的黑暗，而是一种更彻底的、吞噬一切的虚无。我被那只手拉着，半个身体已经没入了门框的界限。就在这时——

我醒了。

大口喘气。后背的T恤湿透了，粘在皮肤上。右手手腕上，五道浅红色的指印正在慢慢浮现，像被冷空气激出来的痕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