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李伟，在重庆市巴南区东泉镇中心小学当语文老师。二零一零年四月五号那个清晨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

那天雾很大，整个东泉镇像被泡在混浊的洗笔水里。我刚出家门，就看见隔壁栋的王婶慌慌张张跑过来，脸色惨白得像糊窗纸：“李、李老师！快！快去康康家看看！他家里……不对劲！”

康康是我班上的学生，全名叫匡志均，住在双星村高石坎那栋老砖房里。那孩子平时挺安静，就是最近总说睡不好，眼圈黑得像被人打过。

“怎么了王婶？慢慢说。”

“康康他家……窗户外头挂了件红裙子！大红色的，风一吹就在那晃！还系着死结！”
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康康是男孩，哪来的红裙子？跟着王婶跑到康康家楼下时，几个早起的邻居已经围在那里指指点点。顺着他们视线往二楼看，我倒抽一口冷气——

康康卧室的窗外，真挂着件大红裙子。不是普通悬挂，而是用麻绳捆了腰身，绳头在窗棂上缠了七八圈打了个死结。那红色刺眼得反常，像刚凝固的血，在灰蒙蒙的晨雾里一下一下晃着。

更怪的是，窗台沿摆着三根烧剩的香梗，已经熄了，但空气中还留着劣质檀香的味儿。

康康父母在城里打工，家里就他奶奶陪着。老太太八十多了，耳朵背，我们敲了半天门才开。听说红裙子的事，她比我们还困惑：“啥子红裙子？康康昨天说困，八点就睡了啊……”

我们上二楼康康卧室。门从里面锁着，敲也没回应。我凑近门缝闻了闻——除了老房子的霉味，还有股若有若无的腥气，像鱼市收摊后满地鳞片混着铁锈的味道。

“撞门！”我喊道。几个男人合力撞开木门。

然后，是我终生噩梦的开始。

康康穿着那件大红裙子，裙摆长到盖住脚踝。他双手双脚被麻绳捆得结实实，绳子另一端挂在天花板钩子上——那是他奶奶平时晾腊肉用的钩子——让他整个人悬在半空，像吊着的木偶。

但他不是上吊死的。他全身重量都落在后腰那根绳上，身体弯成诡异的弓形。最让我头皮炸开的是他脸上的表情——眼睛瞪得滚圆，瞳孔缩成针尖，嘴角却向上咧开，露出两排牙齿，是个标准笑容。

他在笑。对着空无一人的墙角笑。

“啊——！！！”王婶的尖叫刺破耳膜。我腿一软扶住门框，胃里翻江倒海。

老奶奶当场晕了过去。

有人报了警。警察来之前，我强忍恐惧扫视房间——西南墙角有滩水渍，混着暗红色，像血又不像。窗台里面的窗框上，刻着几道歪歪扭扭的印子，我仔细辨认，像是用指甲反复抠出来的两个字：

“来了”。

康康的葬礼很简单。他父母从城里赶回来，哭晕过去好几次。镇上流言四起，有人说康康中了邪，有人说那红裙子是前年淹死的女娃的陪葬品。

我作为班主任帮忙整理康康遗物。在他书包夹层里，我找到一本用报纸包封皮的笔记本。翻开第一页，我就汗毛倒竖。

“三月廿八，晴。我又梦见那个穿红衣服的阿姨了。她站在床尾，头发好长，盖住脸。她说我穿红裙子好看，像她儿子。”

“三月卅十，阴。窗户外头有声音，像猫抓玻璃。我爬起来看，什么都没有。但玻璃上有水珠，从下往上流。”

“四月初三，雨。床底下有东西。我不敢看。妈妈，我害怕。”

笔记到这里中断。最后一行字迹潦草，墨水被水渍晕开。

我合上本子，心脏狂跳。作为教师我本该相信科学，但康康死状和这些文字，让我脊背发凉。